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，主力资金净流入1.25亿元，占总成交额19.21%，游资资金净流出6109.48万元，占总成交额9.42%，散户资金净流出6357.53万元，占总成交额9.8%。
【他是张学良同窗，31年秘密处决日本间谍，建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】1931年5月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夕，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驻地，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“中村大尉事件”。东北军一将领为维护国家主权，秘密处决了现刑日本间谍中村一行，震惊中外。周总理曾称赞他为“爱国军官”。这个他，便是关玉衡。
关玉衡，原名瑞玑，以字行，满族正黄旗人，1898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(当时归吉林省辖)。读中学时因投身东北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，关玉衡遂投身军旅，并在东北讲武堂时和张学良结下同窗之谊，1928年受任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。
1929年，久蓄侵吞中国东北之心的日本关东军加紧了侵略步伐。日本参谋本部派出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打着“考察农业”的旗号潜入兴安屯垦区一带，收集作战资料。
中村震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，是军人，但他奉命进入东北，隐瞒身份，一直自称“东京黎明学会主事、农学士”。
1931年6月初，中村找了一名白俄人和一名蒙古族人作向导，前往兴安屯垦区侦察和收集情报。6月25日，中村一行四人因形迹可疑被屯垦军三团三营官兵在驻地附近发现，遂将其带到团部审查。
在外视察军务的关玉衡得知相关消息，连夜赶回团部，经搜查发现中村一行的携带物品有军用地图、铁路线路图、桥梁涵洞断面图以及记载各类情报的两册笔记本，内有兴安屯垦军兵力、枪炮种类、官兵数量、驻屯地点等一应俱全。
如此充分证明，中村一行从事的活动实属军事间谍勾当。
关玉衡立即提审中村，中村情知自己的军人身份已经暴露，索性摆起“大日本帝国军人”的臭架子，甚至自称“陆军大佐”，态度蛮横暴躁，根本不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，更对自己的军事间谍活动毫不认罪。
关玉衡思量再三，自知弱国无外交，如果将中村一伙的案件上报，日本方面闻知必定动用各种手段将人犯索回，甚至有可能强词夺理，栽赃屯垦军。
于是，关玉衡召集全团干部会议，讨论如何处置中村间谍案。各军官纷纷表示本屯垦区已明令为外国人禁入区，中村的间谍活动证据确凿，如果上报必定被日方索回，莫如行使国际上处理军事间谍的通例就地处决。
但为谨慎起见，关玉衡还是决定再审一次，然后“明正其罪行，公开处置”。
岂料，第二次审问时，中村“不仅蛮横如故，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，与官兵格斗起来，激起士兵怒火”。
于是，关玉衡干脆下令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处决，然后速将中村的间谍罪证呈报兴安屯垦公署督办，并转呈张学良。
7月初，日本关东军恍惚听到中村死讯，立即派人调查，后证实了中村被杀，日本军阀随即在国内大造反华舆论。
7月13日，日本外务省命令驻沈日本领事馆通知中国当地政府：得有证据，中村大尉为中国士兵所杀。
8月17日，日本陆军当局发表《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》，歪曲事实，隐瞒了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，并开始造势，渲染歪曲中村事件，煽动战争。
与此相反，中国当局却委曲求和，步步退让。
9月13日，为了应付日方纠缠，张学良副官荣臻宣布“拿办”关玉衡。这期间，有人劝关玉衡出走苏联暂避风头。关玉衡表示，“中村间谍证据确凿，只要将原始证据调来，我去沈阳对质好了”。
9月16日，关玉衡即着便装径直去了沈阳对质。
9月17日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又来人谈判。荣臻鉴于来者态度凶横，改变由关玉衡出堂对质的决定。
当晚日方提出四项条件：赔礼道歉；处罚责住者，赔偿一切损失，保证以后不得再出现类似事件。
荣臻大部分接受，并表示请示张学良后即换文。关玉衡知此结果怒气填胸，忧心如焚。
结果一天后，九一八事变即爆发了。
此后，关玉衡辗转进关，化名为国尔家，积极为抗日一线的义勇军筹措粮饷，发动后方民众支援抗日。
后关玉衡又毅然潜回东北的开鲁等地，化名郭尔佳，积极联络发动民众，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，直接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之中。
1932年8月，关玉衡率领右路军在友邻抗日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通辽城，击毙日军80余人，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后撤出。接着又率部攻打辽源，一度攻入城内，但因义勇军各部协调作战不利，日军组织兵力反扑，日机也前来助战，部队损失严重，不得已撤出。这以后，关玉衡率领右路军继续在当地展开游击斗争，不时给敌人以出其不备的打击，极大鼓舞了当地民众与日伪当局周旋到底的士气。
1936年西安事变前，关玉衡去西安，被张学良委以横山县县长，同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接触，支持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，国民党当局深为不满，将他免职除名。
此后关玉衡漂泊于西安、北平、南京、新疆等地，在新疆又受到盛世才的歧视和排挤，历经磨难总算保住性命。
建国后，关玉衡被推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、省政协委员和宁安县政协委员，曾作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赴京参观，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接见。1965年病逝配资是否合法，终年68岁。
